許多學經濟的人，都堅稱自己學的是「社會科學」。但一般我們對科學的印象，好像都要做些實驗，弄些理論的推導。經濟學家們倒是完全不缺各式各樣的理論，但是要怎麼證實這些理論呢？難不成要把真人當成白老鼠抓來做實驗？ ……沒錯，就是真的有些邪惡經濟學家把人拿來做實驗。到底邪惡的經濟學家們為什麼需要做實驗呢？經濟學家們又是怎麼對人們上下其手做實驗的呢？在這篇文章中，將會非常簡單地介紹現代經濟學家們使用的實驗方法。

比薩斜塔與能力分班

說到做實驗，大部分人的印象應該都是：穿著實驗衣，手上拿著燒杯試管倒來倒去，然後不小心弄出個大爆炸。但我們還是應該要搞清楚，真正的「科學實驗」到底要做的是什麼？為了說明，我們就搬出傳說中的近代科學之父伽利略，傳說中曾經做過的自由落體實驗當作例子。

在古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在他的《物理學》當中，認為「重的東西，從高處落下的速度會比輕的快」。這樣的科學理論，在一千多年間一直被當成真理。但伽利略在他的書《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中，提出了一個思考實驗質疑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傳說中）他為了證實他的反駁是正確的，拿了兩個不同重量的球，到比薩斜塔的頂端，讓球自由落下。結果發現，兩顆球實際落下的時間，竟然是幾乎相同的！同時，他也利用數學工具，推導並證實了「物體從高處落下的速度，在阻力很小幾乎可以忽略的情況下，會與移動距離成正比」。¹

在經濟學的世界裡面，我們有一些解釋人類行為的理論。從最根本的原則，例如：人會對誘因產生反應，到大家耳熟能詳的市場供需模型。高深一點的，有人會試著解釋總體經濟循環；或者是利用玩家之間的互動，建構出來的賽局模型。這些理論或是模型，都是希望刻畫出，影響人類行為，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但是，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些理論到底是不是真的正確呢？舉例來說，我們可能關心以下的問題：

能力分班和常態分班，究竟哪一個分班制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比較好？

等等，這為什麼算是經濟學問題？首先，這個問題背後可能真正要問的是「同儕對一個人學習行為與成效的影響」。你可以考慮看看：假如你今天跟旁邊坐的全部都是王聰明，或是旁邊都是葉大雄，不管是好是壞，你的學習表現很有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影響。在這個例子當中，你願意花多少精神讀書，或是你的讀書效率如何，都會受到外在環境，也就是誘因的影響。

在我們把問題界定清楚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一些可能的假設。常常聽到有些人宣稱，把程度好的學生和程度低的學生放在一起，不但不會拉高程度低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成就，反而讓好學生跟著一起沉淪。我們試著把這個現象，拉進我們的問題框架，試著做出其中一個假設：

在混班以後，原先成就較好的同學，他們的學習成果與學習情形，會受到低學習成就的同學的負面影響，使得全體的學習成果平均下降。

當然，我們也會聽到以下這種假設：

在混班以後，原先成就較差的同學，他們的學習成果與學習情形，會受到高學習成就的同學的正面影響，使得全體的學習成果平均上升。

一時之間，好像還真的不太確定孰是孰非。到底這兩個假設之中，哪一個是對的呢？我們好像需要想一個方法來證實一下。

都是常態編班惹的禍？

這時候，有人可能就會舉手：

我知道，我們分別去找常態分班的學校，以及能力分班的學校，看看這兩間學校的學生，成績是不是真的有差別。

這個點子乍聽之下很不錯。且不論台灣現在到底是不是還有隱藏的能力分班，如果我們真的藉由這些資料，得出「能力分班比常態分班好」的結論，那麼想必應該是教育方法上的大革新。我們能從生活中聽說一些例子：

有一些私立學校，他們會設立一些特殊班級，讓程度比較好的學生進去就讀；而這些私立學校，在學生升大學的成績表現上，常常能夠超越許多同級的公立學校。

如果這個案例是真的，那我們完全就應該推動能力分班分校，最好放牛班跟資優班從此中間隔道牆老死不相往來，想必能將台灣的競爭力推向新高峰。但是等等，這個資料的不同，真的只是代表學校分班制度的差異嗎？

在我們的例子當中，這些被能力分班的學生，事實上也是私立學校的學生。這些學生之所以會被能力分班，背後反映的，其實是家長的教育選擇。一些非常關心教育的家長，把學生送去能力分班；和一些沒有選擇私校，把學生送去公立學校的家長，兩群人本來就有非常巨大的不同。另外，兩間學校的師資、環境等等，可能也有許多差異。在這麼多的變異之下，我們似乎很難輕易宣稱，到底「能力分班」，究竟跟學生的表現之間有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穿上你的實驗室白袍，我們來玩電腦

回過頭來思考我們真正想回答的問題：「同儕對一個人學習行為與成效有沒有影響？」如果把它對應到我們想要的假設，其實也就是問：

給定其他條件都相同，不同的分班方式，會不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行為與成效？

因此，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這時候，我們應該要塑造一個情境，使得「所有條件都相同，不同的只有同儕是誰」。如此一來，假如學生的成就真的有改變，那麼改變必定是來自分班方式的不同，而不會是其他原因了！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設計這種情境：

我們請一群人進到實驗室，並且在開始的時候指定他們有不同的能力指標。面對不同的能力指標，他每投入一單位的成本，可以反映出的工作成果也會因此不同。同時，我們也設定：每一個人可以透過付出另外一些成本，增加全部人的工作成果。每個人的報酬將會依據自己的工作成果而定。
在這個狀況下，我們使用不同的分組方式（初始狀態相同的在同一組；或是不同初始狀態的混成一組），讓大家開始互動。經過幾輪之後，看看每個人決定付出的成本，以及每一組的成果，哪一些是比較高的。

這一個情境設計，捕捉了幾個（設計者認為）影響同儕效果最關鍵的因素；同時，透過只改變分組方式，來確認分組方式與努力投入與成果之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因果關係。現在這樣的實驗，通常會在電腦實驗室中進行，所以我們也會稱他為「實驗室實驗」(laboratory experiment)。當然，受試者和實驗者通常是不需要穿實驗衣的，電腦也不會突然爆炸。在這邊的實驗室，指的是一個高度控制的環境，不會有其他我們不希望出現的變因，影響我們想要找的因果關係。

但是你可以很輕易地質疑：「你這個實驗，到底跟我們的分班問題哪裡像RRRRR？」的確，這一個實驗設計，為了避免情境脈絡所產生的一些我們不希望出現的效果，特別把所有跟學習、分班之類的情境詞都拿掉了。比如說，學生可能只是因為討厭數學，所以不管我們怎麼設計分班形式，他的學習效果都會很差。如果有這種脈絡的影響，就有可能會使得我們的實驗沒辦法有效率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同儕效果對學習的影響）。問題是，這樣的實驗設計，真的還是在回答我們想問的問題嗎？

這一種抽象的實驗設計，通常是用來檢驗一些同樣「相對而言」比較抽象的經濟理論。但當我們要拿這些實驗結果，來解釋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件，確實解釋能力有時就沒辦法掛保證。

對於實驗室實驗來說，這個挑戰的確是有一些道理。就算我們加進了一些擬真元素（例如：真實的「學習」任務等），也不見得真的能夠捕捉實際教學現場上，可能出現的各種互動現象。因此，他可能不是很適合解決我們現在想回答的這個問題。（但如果想要回答[公共財捐獻的問題]，實驗室實驗就很有可能告訴你一些有趣的答案。）²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實驗室

在剛剛的實驗設計裡面，我們可能會質疑這不夠貼近現實，所以可能沒辦法回答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就真的到最現實的環境：學校，來回答我們的問題就好了啊！所以，我們就可以設計以下的情境：

我們將一群學生，先按照初始能力區分出三組以後，再將各組隨機分成兩群。請這兩群學生，一群用按照能力分成高中低三班，另一群則是一班內同時有高中低三種學生。請這兩群學生，在一定的期間內，每天都在相同的時間，看相同的教學錄影帶，並且進行同樣的教學引導（例如分組討論）。同時，我們也在中間進行幾次測驗，來檢驗學生們的學習成果。

這看起來，似乎已經真的控制住所有我們希望控制的重要因素了！老師、時間、教材……唯一的差異，好像就只剩下抽籤決定的「能力分班」或「常態分班」了。

像這樣真正在經濟事件發生的現場，針對我們關心的議題，設計出經過隨機過程控制的情境，我們就會叫他「現場實驗」(field experiment)。透過現場實驗，我們可以在真實的環境下，看見真實的誘因，對人們行為產生的真實影響與後果。³

但是呢，我們回頭看看剛剛設計的實驗：又要請學生來上課，又要請他們看影片。花了這麼大的精神，但也不過是回答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要問的是「在工作場所中的同儕效果，對勞工的影響是什麼？」，那我們是不是又要另外做一組新的實驗？經濟學家到底要去哪裡生這麼多錢和資源，來做這些實驗呢？這的確是希望透過現場實驗回答問題的經濟學家們，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整個國家，都是我的實驗室(!?!?)

在這二三十年來，聯合國與許多國際組織，致力於找尋方法幫助所謂「發展中國家」，脫離經濟弱勢的貧窮循環。因此，在這些非洲或亞洲國家，有許多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希望能夠協助當地人民改善生活條件，或是補強人力資本等等。

對於這些組織，他們雖然有許多經費或資源，但卻不見得知道：這些資源是不是妥善被運用到真正需要的刀口上，還是被任意扭轉到其他我們不想要的地方。這個時候，就是許多經濟學家們可以出手的時機。比如說：為了增加人口識字率，我們可以派遣志工到當地進行教學，也可以訓練當地的鄉民成為種子教師。這兩種方式，都有可能提升識字率，但是哪一種是有用的呢？⁴

最近剛剛出版中譯本的《窮人的經濟學》的兩位作者：巴奈吉 (Abhijit V. Banerjee) 和杜芙洛 (Esther Duflo) ，也是長期關注發展議題的實驗經濟學家。而他們所關注的主題，更是上天下地無所不包：從愛滋病、瘧疾的防治，到政府電子化的效能評估，或是學校經營效能以及微型信貸等，每一個主題都是非常貼近實際生活的重要發展議題。

這種經濟學家與國際組織的合作，除了順便幫助了發展中國家，同時也讓經濟學稍微脫離了抽象的概念推導，使我們能夠看見在實際的經濟世界中，經濟學理論是不是也還能順暢地運作。除此之外，現場實驗最有威力的地方，是在於他對具體政策的解釋能力。我們不必迂迴的抽象化一些東西，只要來隨機指定誰受到政策影響，並檢驗結果，就能知道政策的成效。白經濟曾經介紹過的一篇文章 洗滌黑心：名為抽籤的吐真劑 ，就是這種現場實驗的應用。

結語

經濟學的實驗方法，在研究因果關係上有巨大的優勢。但也正是因為實驗方法的高度控制，有一些經濟學家對實驗的研究成果，仍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比如說，如果想要問「嚴刑峻法能不能有效減少犯罪？」，我們顯然就幾乎沒辦法設計相關的現場實驗：因為現實生活中（至少在台灣）根本就沒有能讓我們創造出「有嚴刑峻法」和「沒有嚴刑峻法」的不同世界！⁵ 另外，除了嚴刑峻法之外，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會影響犯罪數量的因素。難道為了檢討每一個因素，我們就要想辦法設計不同的差異嗎？即使我們真的設計出了這樣的實驗，這個實驗會不會因為控制了太多東西，反而跟現實生活差距非常遠（就算是現場實驗，也還是很有可能有這種問題！），讓我們沒有辦法把研究的結果實際運用到生活當中。

的確，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他的強項和缺陷。在我們面對不同的問題時，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疑問，這就是研究者們需要腦力激盪的地方。當然，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的實驗設計，大部分都是本文作者的憑空想像。如果你認為你有更好的實驗設計，或甚至其他的研究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也歡迎大家在回應區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