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人才出走的討論一直頻繁出現在各大報章雜誌上。1 在一份2012年由英國牛津經濟研究公司 (Oxford Economics) 與其他跨國企業合作的研究報告「Global Talent 2021」預估，台灣到 2021 年時，因人才外流，加上吸引不到國際人才，將成為在 46 個評比國家中，「人才不足」最為嚴重的國家。另外根據報導，台灣外移人口中專業人才佔比高達61.1%。 除了大家常常說的台灣「cost down 思維嚴重」、「不尊重專業」和「慣老闆」外，在經濟學的文獻中，有沒有系統性的相關研究值得我們思考借鑒呢？
這邊要介紹兩個相關的研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台灣人才出走的現象。
Kremer的 「O 型環理論」
「O 型環理論」是由哈佛大學教授 Michael Kremer 在 1993 年發表的論文中所提出，他受到 1986 年美國挑戰者太空梭發射事故的啟發。當年挑戰者號在佛羅里達州發射，剛起飛 73 秒後突然爆炸墜毀，7 名太空人全數罹難，震驚美國社會。事後調查發現，爆炸的主因居然是密封接縫的 O 型環 (O-ring) 受到氣溫因素影響而失效，導致燃料由火箭助推器接縫處泄漏，最終導致整台太空梭爆炸解體。
這個事故的一個啟示是，即便太空梭這樣包含再多尖端科技與精密儀器的產品，也可能會因為一個普通小零件的失常而導致整體的毀壞。
Kremer 認為，現代的工業生產流程，其實本質上就像挑戰者號太空梭一樣，是由很多不同的分支任務所組成，其中只要一個環節出現差錯，最終的產品就會變成劣質品或甚至是報廢品。
用數學式來表示的話，假設一個產品或服務需要經過三個程序來產生，這三個程序完成的品質分別用 \(a\)、\(b\)、\(c\) 來表示分數，\(a\)、\(b\)、\(c\) 取 0 到 1 之間的數值，其中 0 表示毫無品質，1 表示最佳品質，那麼最終產品品質的分數 \(Q\) 就是這三個分數的乘積：[2]
$$Q = a \times b \times c $$
也就是說假設 \( (a, b, c) = (0.8, 0.6, 0.5) \)，那麼最終產品品質的分數為 \( Q = 0.8 \times 0.6 \times 0.5 = 0.24 \)。
那麼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假設一樣產品需要 3 個人分別貢獻他們的專業來合力完成，而我們現在有 6 個人，他們的分數其中 3 個各同樣為 0.9，另外 3 個同樣為 0.85，在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會怎麼組隊呢？
假設利潤跟品質正相關的話，分數高的 3 個人的最佳組隊方式是 3 個高分的一組，這樣出來的品質分數最高，換任何一個較低分數的人進來都會拉低整體品質分數，因此分數較低的 3 個人也只能被迫組成另一組。 以整體效率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樣的組合也是最佳的，試想如果高分組跟低分組各派 1 人互相交換，那麼低分組的總分將約由 0.614 變 0.65，進步 0.036，而高分組的總分約由 0.729 下降為 0.689，退步 0.04，所以退步大於進步，總體來說是不划算的。
這個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人才的跨國流動，如果本國的高分人才覺得可以在海外找到其他高分人才或更好的資源來組隊，進而獲得更好的報酬，當然會很有動力出走。
這也符合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媒體上所觀察到的，常有在海外工作或求學的台灣人無奈大嘆「台灣，我回不去了」。
而尚未出走的人，面對夥伴和資源上的選擇越來越少，只能先遷就加入「低分組」，得到較低的報酬，隨後又產生另一波的人才出走與產業外移，在此惡性循環之下，「薪水，也回不去了」。
在下面將介紹的 Grogger 與 Hanson 在 2011 年發表的的關於國際移工普遍特性的研究，也間接應證了這個觀點。
Grogger & Hanson關於國際移工的研究
Jeffrey Grogger 和 Gordon Hanson 分別是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系的著名教授。兩人對於跨國人才流動的議題都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Grogger 與 Hanson 在 2011 年所發表的文章中考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國家間移民與收入的數據，指出兩個值得觀察的現象：
- 擁有較高學歷的人才出走的機率更大
- 出走的人傾向到專業人才報酬較高的國家發展。
對於第一個現象，他們將之描述為跨國人才流動的「正向選擇」 (positive selection)，也就是說高學歷人才更傾向於選擇出走；對於第二個現象，他們將之描述為跨國人才流動的「正向組合」 (positive sorting)，也就是高收入的國家更能吸引到高階人才。
在文章中他們提出一個勞工追求最高收益的模型來解釋這兩個現象，首先勞工決定是否要出走的時候，會考慮目的地的收入增加與出走的移動成本，假設收入增加大於移動成本，則勞工就會出走，而可以提供淨收入增加最多的國家將成為出走的目的地。勞工因為國家間語言和距離等等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移動成本，而且對於不同學歷的勞工來說，移動成本也不相同，另外每個國家也會依照移工的來源國和學歷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薪酬水準。
根據模型的推導，可以得到兩個描述跨國人才流動「選擇」與「組合」的方程式，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可以確認模型的預期與觀察到的現象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這個研究成果呼應了在上篇論文介紹中提出的觀點，當國際間出現「高薪組」與「低薪組」，而移動成本也相對小的時候，就會產生人往高處走的「正向選擇」與良禽擇木而棲的「正向組合」效應，因此讓「高薪組」越來越高薪而「低薪組」越來越低薪。
那，還有救嗎？
相信事在人為，有沒有救最終還是要靠我們公眾大家的智慧與督促政府展現執政的魄力。具體來說，下面有一個思路其實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
回到 Kremer 的 O 型環理論，假設 \( (a, b, c) = (0.9, 0.8, 0.5) \)，那最終產品品質的分數是 \( Q_1 = 0.36 \) 。假設現在 \(a\) 進步了 0.1，變成 \( (a, b, c) = (1, 0.8, 0.5) \) ，則品質分數 \( Q_2 = 0.4 \) ，也就是最終品質分數進步了 0.04。又假設如果 \(a\) 沒進步，而是 \(c\) 進步了 0.1 的話，則品質分數 \( Q_3 = 0.9 \times 0.8 \times 0.6 = 0.432 \) ，也就是最終品質分數進步了將近 0.072！
這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了同樣是某個環節進步 0.1，但是以最終結果來看，如果是從分數最低的環節開始進步的話，效果會比從最高環節進步還要明顯的多。這個結論也能泛化適用於宏觀經濟層面的討論，例如 \(Q\) 是經濟發展指數或人才吸引力指數，\(a\) 是本地現有人才庫的平均素質，\(b\) 是法規制度對於促進商業活動的有效性，\(c\) 是產業相關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等等。O 型環理論最重要的啟示是，我們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針對最薄弱的配套環結來做改善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所以在眾多的建議中，例如扭轉社會中對於專業不尊重的態度、提升高學歷學生專業技能或放開勞動法規限制等等，我們最好能找到目前台灣經濟發展環節上最突出的瓶頸，然後對症下藥，這樣才能取得足夠的進步動能來對抗造成人才出走與產業蕭條的下降螺旋。
然而，什麼是目前台灣經濟發展環節上最突出的瓶頸？這還必須集合大家的智慧來一起尋找。
下篇：讀者投書：為何台灣人才出走嚴重？看看經濟學家怎麼說（下：討論）
參考文獻
Kremer, Michael. “The O-ring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551-575.
Grogger, Jeffrey, and Gordon H. Hanson. “Income Maximization and the Selection and Sorting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5.1 (2011): 42-57.
作者介紹：Phenomenoner 台灣囝仔，美國求學，獲得經濟學博士的稱號後在異地遊歷並繼續修煉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