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年金缺口越來越大，如何改革年金並尋找財源，是新上任的小英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行政院長林全陸續提出改革方針，預計 調高遺贈稅 10% 與營業稅 0.5%。以此作為長照的指定財源。而稅制改革方面則暫時不考慮加稅和證所稅。新政府的稅改方向引來許多議論，批評主要來自對新政府「以稅改落實公平正義」的期待。

「公平正義」是什麼？要討論清楚不容易。但若說要對非常有錢的人課稅，用來照顧窮苦的人，似乎大部分人都認同這是件正義的事。但做得到嗎？讓我們利用台灣的例子，配合簡單的經濟學概念，來談談「為什麼對有錢人課稅這麼難？」

台灣的稅收哪裡來？

首先我們來看看台灣目前的稅收類別。圖 1 畫出 2014 下半至 2015 上半年各項目佔全國稅收的比例。超過 40% 的稅收來自所得稅，緊接著最高的是營業稅，而遺贈稅所佔的稅收則不到 2%。這說明了增加遺贈稅能融通的支出並不多，如林全院長所說: 「長照制度如果只靠調高遺贈稅率的稅收來做，那就完了。」調高遺贈稅主要是為了「公平性」的象徵意義 (參考連結)。

調高營業稅則有機會成為穩定的年金財源。從圖 1 我們知道，所得稅是總稅收的最大宗，營業稅是第二名占 17.25%，因此，提高營業稅可能是增加稅收的一個辦法。然而，課徵營業稅往往對小型廠商、日常消費的影響較大，最後影響最大的往往是中低收入的族群。這也是為何新政府提出增加營業稅，會引起立委「形同對窮人課稅」的批評。

接著我們看看稅收來自「哪些人」? 圖 2 畫出了各個所得級距佔整體所得的比例，以及佔整體「綜合所得稅」稅收的比例。這些級距的分類，是依照綜合所得稅「累進稅率」來分類。舉例而言，圖中最右邊的一組是年所得 1000 萬以上的納稅人，他們的所得佔全台灣 11.28%，而他們貢獻了全台灣將近 1/3 的綜合所得稅。以整張圖來看，左半邊的組別稅收比例都較所得比例高，右半邊的組別則相反。這說明了台灣的稅制實質上有財富重分配的效果。而現實中，所得最高的那群人確實提供了政府相當大的財政來源。

上面所談的，都只是台灣的「現況」，不代表是理想狀態。許多人仍認為政府應當再加重富人的稅率，以因應各項社會福利政策。許多人強烈訴求的「富人稅」就是加重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在這裡，我們先不討論理想的稅收分配是什麼，也不談課稅對景氣的影響。假設讓有錢人繳更多稅真的能邁向「公平正義」，阿波想討論的是: 「加重有錢人的稅率，真的能提高稅收嗎？」

富人稅: 稅率越高、稅收會越多嗎？

這什麼問題?! 小學生都會的簡單數學，我的所得 100 元，原本要繳出 20% 的稅，現在要繳 30%，稅額當然上升啊！這件事看起來理所當然，但經濟學卻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

有時候，稅率越高、稅收越少。

為什麼呢？「誘因」是經濟學家剖析社會的利器。「稅率」除了用來計算人們應繳的稅額，同時也製造了額外的誘因。我們大致從兩方面看，首先稅率降低了所得帶來的好處，因此降低了人們「賺取所得的誘因」。舉例來說，阿波的爸爸經營一家麵店，維持這間店要付出成本，但若賣麵的所得高於成本，他們家就能靠賣麵維生。因此，賣麵的所得是阿波生產麵的誘因。現在政府告訴他爸，必須將所得的中的一部分交出來。同樣賣一碗麵，實際能賺取的所得減少了，阿波爸便可能會少賣一點麵來減少成本。如果政府要拿走的部分越來越多，多到賺來的錢無法應付開麵店的成本，那就只好關門大吉了。

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稅率增加同時有兩個效果: (1) 直接影響:「相同所得下」稅收增加。(2) 間接影響: 賺取所得的誘因減少，總所得下降、稅收減少。這兩個相反效果綜合起來，決定了稅率上升後，稅收是否增加。財政學有個簡化的理論，稅率與稅收的關係會呈現一條拉弗曲線 (Laffer curve)。如圖 3，橫軸是稅率，縱軸則是稅收。稅率為零時沒有任何稅收，當稅率逐漸增加，稅收便開始上升，然而上升的趨勢會越來越緩慢。當稅率高達一個臨界值，稅率增加帶來的間接影響就超過直接影響，稅收便開始下降。

從上一節的討論我們知道，以台灣的現狀來說，有錢人 (或最高級距的納稅人) 已經將較一般大眾更高比例的所得拿出來繳稅。也就是說，他們更有可能處在圖 3 的右邊。這時候，提高有錢人的稅率，反而減少了從有錢人身上收到的稅收。不僅政府的財政更加吃緊，正義的夢也破滅了。

有錢人的避稅成本比較低

加重富人稅率反而使稅收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避稅」。「避稅」就是將所得或財產改以其他稅率較低的形式取得或持有。例如，近年來不斷推陳出新的各類保險，都是常見的避稅工具。父母親用大筆資產購買保險，死後以保險金的方式留給子女，來避開遺產稅。避稅是人之常情，並沒有違法。避稅是有成本的，一旦稅帶來的所得損失高於避稅的成本，人們便會想出千奇百怪的方式，來避免這個損失。一般而言，有錢人避稅的成本比一般人低，他們有更多的管道如帳戶、人頭、公司、基金等等來轉移他們的所得或財產。

經濟學家 Henrik Jacobsen Kleven 等人 在 2013 年發表了一篇有趣的研究，他們發現「最高級距所得稅率」對歐洲足球員的移民選擇有相當大的影響。一方面，稅率低的國家能吸引球技高超的足球員移入，而對外國人課稅較本國人輕的國家，則會吸引外國籍的球員加入隊伍。可見高稅率所造成的避稅誘因，是相當可觀的。

另一種常見的想法是: 對那些有錢的資本家的資產課稅！

對資產課稅的困難是什麼？同樣是「誘因」在作怪。一般而言，資產對於價格的反應，比起日常消費來說更加敏感。也就是說，一旦投資的成本上升一點，資產便會大量移出，尤其近年來資產在國際間移動更加容易。對資產課稅等於是增加「避稅」的誘因，資產便會移出到稅率較低的國家。不討論資產稅對景氣造成的衝擊，光就稅收而言，就反而會使稅收減少。以圖 3 來理解的話，就是拉弗曲線的高點非常左邊，稅率稍微調高，就會將資產感到國外，稅收反而下降。

將資金移往外國避稅的例子並不罕見，前陣子引起熱議的巴拿馬文件曝光就是很好的例子。巴拿馬的 Mossack Fonseca & Co. 律師事務所在 2016 年被揭發了一批公司內部文件，內含這間律師事務所近 50 年來 20 多萬家離岸公司的資料，使得許多政治人物的離岸公司曝光。這批文件除了被拿來用「好像有某某藝人」或是「好像名單有人姓馬」的標題炒新聞外，也暗示了人們利用離岸公司避稅的普遍性。有關巴拿馬文件，可以參考白經濟的兩篇動態: 避稅天堂污了你我多少錢？怎麼拿的？ 、巴拿馬文件資料上線。

結語: 再看新政府稅改方針

台灣的財政改革迫在眉睫，但經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會發現，追求正義並不像大喊大叫那麼容易。一味地要求調高富人所得稅率，不一定能增加來自有錢人的稅收；如果沒有謹慎評估，反而可能讓財政破洞越補越大。而新政府目前提出的兩項「年金指定」稅收，能增加的財源也相當有限。若要有效增加財源，又很難兼顧公平正義的考量，因為窮人總是比較沒有資源避稅。

要從稅制來改革台灣財政並不容易。支出面必須同時改革才能健全財政。一方面，如何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結合私部門的市場力量，另一方面，如何增加年金的基金投資效率，開闢稅收外的財政來源，都是新政府改革可以參考的面向。

封面圖片取自 R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