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2015 諾貝爾獎得主的日常經濟學

2015 年的諾貝爾獎於 10 月 12 日公佈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 Angus Deaton 以「消費、貧窮以及福利的分析」之研究獲獎。

先前〈諾貝爾難題—為什麼村上春樹還是槓龜〉一文已經提過的小時候大家聽得諾貝爾先生的故事：發明炸藥、弟弟不小心被炸死、最後捐出遺產成立諾貝爾獎。從 1901 年開始，諾貝爾獎頒給生理醫學、物理、化學、文學、和平這 5 個領域內有卓越貢獻的人們，之後又由瑞典中央銀行出資外掛了經濟學的獎項。1969 年第一屆的得主 Ragnar Frisch 與 Jan Tinbergen，現在即使對經濟系的學生來說可能也是有點陌生的名字，但他們「發明」的計量經濟學至今仍令這些學生聞之色變。那麼今年得獎的 Deaton 又是作了什麼好事，從此也要列入諾貝爾這令學生顫抖的魔王名人堂呢？諾貝爾獎的新聞稿將 Deaton 的貢獻區分為對三個問題的解答：

消費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間取捨
消費者如何在儲蓄與消費間取捨
如何測量並分析貧窮的現象

我們就從消費開始談吧。

圖 1: 諾貝爾獎 2015 年得主 Angus Deaton。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買什麼好呢？近乎完美的新方法

先把消費這件事情想成兩個階段：每拿到一筆錢，我們首先會決定要花多少，然後在拿著錢走進店裡後決定要把這些錢花在哪些東西上。我們會根據自己的薪水決定房子要租在哪、平常騎車、開車還是擠公車、三餐的餐費大概目標控制在什麼範圍、存錢幾個月可以旅行一次等。諾貝爾獎在頒獎相關資訊上列出 Deaton 的三個研究，前兩個就是回答這些問題：消費者會在不同的東西上分別花多少錢？他們又會存下多少、花掉多少？

大家的高中經濟學大概都看過簡單的供需圖：兩條直線在價格與量的座標上交叉，正斜率的那條是供給，負斜率的那條是需求~~，然後不管考題問什麼反正答案通常就是這兩條線的交點~~。這種需求和供給各自是一個函數的圖，代表的是只有一種商品的世界 (雖然我們也可以把所有的消費全當成一種商品)。當我們好奇的問題涉及兩種以上的商品，比如消費稅對不同商品的銷售的影響、或是消費券如何改變各行各業面對的需求，我們面對的需求就變成好幾條式子。而因為我們觀察到的幾乎只會是供給與需求相當的均衡點 (這就是為什麼每次考試都考那個點) ，我們需要透過一些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才能明白那整條需求線長什麼樣子。這個任務隱含了兩個難題：估計 (也就是從資料理推測資料來源實際的狀況) 的方法，以及探究這需求背後的選擇過程。

經濟學描述需求的基礎來自從個人行為出發的模型；要找出需求線的長相，除了需要估計的技巧，以往的難關在於把每個人的需求加總之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個人需求該有的性質 (例如相對價格不變，而僅僅是名目價格的變化，不應該影響需求量¹) 可能就會不見。諾貝爾獎列出的 Deaton 的第一個貢獻，就是與經濟學家 John Muellbauer 合作發展出估計多種商品需求的新方式，用來找出一個足以代表經濟體裡其他人的假想消費者 (稱之為代表性消費者) 的需求。這位代表性消費者的需求不只保有個人需求該有的特性，同時估計上也十分方便。這個近乎完美的新方法就稱為「近似完美需求系統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沒錯，就真的叫這名字。

錢要存多少：寅吃卯糧的難題

這個近乎完美的結果告訴我們在不同的商品之間，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消費者會如何取捨。下一個需要回答的就是，那麼在消費與儲蓄之間又是如何抉擇？經濟學的歷史上有個重要的理論是「恆常所得假說」 (這概念也拿了兩個諾貝爾獎)，基本的概念是人們偏好讓自己的消費「平滑」，也就是透過借貸讓每個時間點上的消費差別不要太大。大概就是說比起暴起暴落的全部籌碼押下去投資蓋工廠，大部分的人會偏好穩定一點的生意或是考個公務員。然而 Deaton 發現，如果這理論是對的，那麼如果整個經濟體突然成長 (選了個英明神武的領導人發動神蹟實現 633 之類的)，往後幾年的收入通常也會跟著成長；這時一個平均的消費者會為了使消費更「平滑」，會在之後的收入上升之前就搶先來個寅吃卯糧先消耗掉一些新的收入 (比如年終行情看俏，還沒領到出手就先闊起來)，造成總體經濟的消費變化大於收入的變化。這是個可能的狀況，然而在總體經濟的數據上看起來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問題就被稱之為 Deaton 謎題 (Deaton Paradox)。

Deaton 不只點出這謎題，在解決它上也是居功厥偉。問題的解答在於當總體經濟的數據裡平均收入上升了，這代表經濟體裡有一群人的收入上升，但同時可能也有另一群人的收入下降了，只是幅度不如上升的部分而被掩蓋。因此如果我們抓了一個前面談到的「平均的消費者」來觀察經濟體的變化，很可能就會錯失重要的資訊。Deaton 於是放下過去總體經濟學家關注的總和數據，轉向觀察以個人為單位的所得與消費分佈，不只讓理論與數據裡的現象有了更好的結合，同時也開啟了他下一個諾貝爾獎委員會載明的貢獻：對貧窮的研究。

怎樣叫作「窮」？

過去對開發中國家的研究也像上面提到的總體研究一樣，大多依賴整個經濟體總合的數據。在分析過需求系統以及所得的個人分佈後，Deaton 也將以家戶為單位的數據帶進了研究貧困國家的「發展經濟學」。在1980年代初期，研究者以為唯有固定追蹤樣本 (今年拜訪你家，明年也拜訪你家) 才能刻劃當地生活情狀；開發中國家的戶政與政府組織相對薄弱，追蹤樣本比起已開發國家又更難建立，使得以往研究停滯不前。Deaton 的貢獻之一就是開發出透過每年重新抽樣去取得並檢視數據的方法，讓他得以測量每個地區的「窮」到底是有多窮，以及在同樣一個家庭內，消費是如何分佈在每個成員身上。透過觀察家戶的消費水準變化，他對國家的經濟成長有了在總體數據提供的線索之外更深一層的理解。比如說營養不良到底是貧窮的後果還是原因 (答案是後果為主)，以及女性是否受到歧視 (答案是在家裡過得比較慘的時候，她們的消費會被優先犧牲)。

研究：現象與理論間的修橋鋪路

除了以問題區分，Deaton 的貢獻也可以約略分出兩主軸：將理論與數據結合、連結個體行為與總體的現象。這些研究，一如大多數現代經濟學的研究，都是透過量化方法分析經濟現象而後加以檢驗。在台灣，現在也有建立一些如家庭收支調查等相應的數據。台灣的家庭收支調查起始於 1964 年，現在每年抽樣 14000 戶 (說不定你我便被調查過)，是刻畫台灣家庭歷年消費型態轉變的重要資料。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們也會向讀者介紹台灣人有趣的消費與儲蓄行為。(話說Deaton 本人曾來台灣研究所得突然產生變化對台灣人消費的影響呢！)

近年 Deaton 的研究更擴展到「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等傳統上心理學的範疇。幸福感與貧窮追根究柢都是「概念」，而一些其他研究學門對於經濟學家的量化研究時有「人豈是能被量化的事物」的批評；Deaton 的研究對於非經濟學訓練出身的人來說也許有些隔閡，但有個訊息呱牛覺得特別適合白經濟的讀者：人也許難以量化，但透過量化，即便方法上不完美，仍可以加深我們對一些現象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