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自我認同的經濟學

奧斯卡上的意外插曲讓最佳影片《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 獲得關注。不論是不是有 “政治正確” 作為臨門的一腳（事實上我們應該永遠不會知道），這部作品都敏銳地捕捉了自我認同在人的許多選擇（而且往往是十分重要的選擇）上扮演的角色。

當主人翁 Chiron 在邁阿密郊區的毒窟裡躲避同學的追打時，他第一次遇見一個好像能將他從毒品成癮的單親母親與同學的欺負中解救出來的藥頭 Juan：雖然 Juan 同樣是黑人、強壯能保護自己，甚至就是造成母親與自己家庭痛苦的來源，但卻能夠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性傾向。這與他在學校或家庭裡所經歷的都完全不同：他的黑人同學把陽剛、欺負與自己不同的人奉為舉止的聖經；而他的媽媽雖然在嘴巴上愛他、要他唸書，但其實只關心自己有沒有毒吸，甚至會搶他的錢來買毒。

是什麼造成這樣的價值衝突？這不單單是貧窮、毒品的問題而已。Chiron 被迫面對的，是在做自己和被周遭的人所接納之間必須要做取捨。很不幸的，恐怕有人做自己的成本就是比別人大：要嘛就是抬起頭來，並付出被看不起的代價，要嘛就是隱藏自己、屈服在由別人定義的共識之下。

當 “做自己” 與 “被自己的族群所認同” 產生衝突時，該怎麼辦？

來源：IMDb

扮演白人假說

這樣的一個取捨，大概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在嘗試了解為什麼在高等教育裡，黑人學生有傑出表現的比例特別低時，所提出的一個解釋：扮演白人 (Acting White) 假說。這個假說先在 1986 年由人類學家 Signithia Fordham 與 John Ogbu 在質化的描述裡提到，黑人小孩比較不認真唸書，是因為認真唸書，會被其他黑人同學認為是一種扮演白人、背叛黑人社群的行為，進而遭到排擠。

後來經濟學家 Roland Fryer 與 David Austen-Smith 2005 年提出一個賽局模型更精確的刻畫了這樣的行為。Fryer 接著也與 Paul Torelli 嘗試驗證這個假說：請學生列出和他們要好的朋友名單，從中算出每個學生受歡迎的程度，看看受歡迎的程度與成績在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如下圖：白人學生的受歡迎程度與成績成正相關，但非裔與西裔學生似乎就不是如此。（Fryer 也因為這方面的貢獻獲得了 2015 年的克拉克獎。）

不同族裔的中學學生間，成績（橫軸）與受歡迎程度（縱軸）的關係。

來源：Fryer (2006)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後面的故事好像也就無法避免了：較屈從於世俗壓力的親密好友 Kevin 為了贏得同儕的認同，只好鑄下了永遠改變兩人一生的大錯；而 Chiron 為了照顧自己，只好把自己武裝起來（也許我們能說是一種扮演直男 straight-acting？），並步上了 Juan 的後塵。一切好像是個陷阱、互害的無限迴圈。

自我認同的經濟學

站遠一點來看，或許社會上之所以有一些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到很好解釋的現象，例如貧窮陷阱、性別間職業與學科選擇的不同，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忽略了自我認同在人類選擇裡扮演的角色。這也大概就是諾貝爾獎得主 George Akerlof 與學生 Rachel Kranton 在一篇廣受引用的文章裡嘗試說服眾人的。

他們提供了一個廣泛的框架，刻畫一個人的滿足程度除了會受到自己的行為與他人的行為所影響外，也會受到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自我認同所影響。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模型看成是對為什麼會有偏好上的歧視（請參考租屋限女、工地限男？談歧視的經濟學）這種看似不太合理的偏好的一種解釋。

Chiron 與 Kevin 間像是一面鏡子：一個屈服於世俗壓力，無法面對自己；一個則為了自己的認同付出代價。

來源：IMDb

在現在的臺灣，也許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已經不算是太劇烈（抑或是對原住民文化不甚了解？），但城鄉間或是不同學校裡或許就盛行著各自不同的主流或次文化，影響著學生的認同與選擇。回想我們小時候，再要好的的小學同學，好像也可能長大漸漸變成價值觀迥異、一句話都談不上的路人。這中間的差異，有多少是純粹來自天分或環境的影響呢？或許一個人在選擇要唸多少書、要做什麼樣的工作的時候，更主要的考量是要滿足自己的身份認同？（而麻煩的是，它往往會同時被天分與環境所影響。）

一個不需要為自我認同擔心的人，大概就是要恰好生在一個能發揮天分，且能因此被認同的環境裡吧。如果這樣幸運的人很少，我們也許就無法忽略自我認同在職業選擇、人力資本投入等等長遠影響人生的重要決策裡所扮演的角色。或許這個長久被忽略的因素，並不會比天分或是家庭、學校環境等因素更不重要。